后工业经济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首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产业从“二、三、一”结构转到了“三、二、一”结构，增长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北京产业结构的变化现已具有“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特征，初步呈现出科技主导型和服务主导型的经济特征。

发达国家经济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从工业经济转变为后工业经济，即由以工业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我国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以“后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观察，认为“后工业经济”与其说是产业结构“升级”，倒不如说是某种“经济解构”。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不同，“后工业经济”结构不见得是一种“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而是某种越来越依存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完整的结构体系”。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于1973年在其开创性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 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他从社会演化的角度，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化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他认为，后工业社会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在经济方面，由产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

2.从职业分布看，专业与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

3.从核心原则看，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

4.从未来发展方向看，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

5.从决策制定看，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当时发达国家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说明“经济解构”过程不可避免：

第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变为“后工业经济”：产品生产在经济中的比重已下降到1／3左右；传统产品市场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拓展已临近边界。

第二，工业发展造成的全世界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以至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着“经济增长的极限”。接连的“石油危机”引发了难以克服的经济“滞胀”。

第三，经济的富裕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劳动成本普遍居高不下。

第四，“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后，各国金融市场解除了管制并实现了互联。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更容易以更灵活、更多样性的融资方式，在世界各地拓展他们的阵地。

第五，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崛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冷战”的结束，使资本向更大范围流动消除了政治障碍。

第六，一系列新技术的突破，美国率先进入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

以上一系列新变化带来的压力与机会都为发达国家的工业资本向新的空间转移准备好了条件。这一次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角是发达国家战后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他们制定新的战略，借助上述变化带来的一切便利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跨国资本一体化”经营，从而使发达国家经济迅速“解构”。

（1)70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之间跨国公司的争夺演变为几次大的兼并浪潮。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统计，1987-199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动总额中平均50%以上通过跨国公司的并购实现的。这表明，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已纳入更有势力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

(2)发达国家工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1、北京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是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提升的必然结果。

从1998年北京市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以来，直到2002年接近70%达到69.2%，服务业所占比重一直逐年上升，然而2003～2005年，第三产业比重有所回落，一直在70%以下徘徊，直到2006年，一举突破70%，达到71.3%。2007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达到71.7%。

2、北京进入后工业经济时代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客观结果。

近年来，大规模的服务业跨国转移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趋势之一。一方面，世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及服务业态与经营模式的不断创新，促使服务业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将一些低端的服务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来降低其服务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将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也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

北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跨国转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北京从1995年开始，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就已经突破了50%，另外，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在高端人才和科技知识方面的储备非常丰富，具有承接大规模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巨大潜力。

据统计，北京承接服务外包的产值大约占到全国1/3的比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众多“接包”企业，正在北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以华道数据、爱诺新泰等为代表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以九五太维为代表的呼叫中心，以康龙化成为代表的生物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企业，以和声创景为代表的创意设计外包企业等。